配资论坛app下载不玩技术奇观，中式科幻的顶级浪漫又一次戳中人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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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群星闪耀时》中的两个时代，科技水平判若云泥，但影片真正书写的，并非技术如何改变人类，而是展现中国人身上近乎无意识的集体文化基因，包括对家的眷恋，对集体的信任，以及在宏大叙事中始终奔涌的家国情怀，如何在时空变幻中仍然生生不息并代代相传。

影片甚至隐晦地暗示了，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中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，才是真正可以渡人渡己的舟楫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科幻电影要么在银幕上近乎消失，要么只以“元素”而非“类型”的方式，零星地出现在部分故事片之中。像《霹雳贝贝》（1988）和《魔表》（1990）这类作品，“科幻”只是一个噱头，增加一点情节趣味，未能撑起一个自洽的科幻时空，遑论构建完整的世界观。

科幻电影的最大特点，是创作者需要为观众提供关于未来世界的某种设想，展现因为科技的发达或者某种想象中的灾难，导致人类的生活状态、价值观念、情感关系发生重大改变，进而思考宇宙、人类命运或者人性等根本性的命题。
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（1980）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，而两部《流浪地球》（2019，2023），则可视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标杆性作品。

《群星闪耀时》应该说是相对偏向软科幻的电影。它虽将故事设定在2035年的星际航行背景下，叙事的重心却悄然回缩，落到了1970年代的中国，核心情节是一群过往时代的人，用他们的方式去拯救65年后的中国宇航员。

《群星闪耀时》提档至7月25日上映

不再追求复刻西方的技术奇观

《群星闪耀时》与《星际穿越》（2014）之间，存在着某种耐人寻味的亲缘关系：相似的星际航行设定、相通的科学想象维度，甚至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都不乏遥相呼应的痕迹。

然而，一旦触及精神内核，二者的差异便泾渭分明。

克里斯托弗·诺兰镜头下的那场时空穿越，虽然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恢宏背景，但其情感最终落脚于一对父女跨越时空维度的承诺与守护。影片面对深不可测的宇宙黑洞，将人类的希望托付给一种无法被量化、甚至无法被证明的力量——“爱”。

正如布兰德博士那句意味深长的台词：“爱是我们唯一能够感知的，超越时空维度的事物。也许我们应该相信它，尽管我们还不理解它。”

《群星闪耀时》则把镜头拉得更远，它望向的是一个时代的群体身影，讴歌的是一群人在历史深处默默托举的力量，彰显的是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迸发出的、朴素而磅礴的情感向心力。

为了捕捉《群星闪耀时》中那场属于集体主义的胜利，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那些看似笨拙、却足以令人动容的细节：1970年，为了完成指向2035年的营救，航天部门调动六千人，在手摇计算机、算盘、稿纸、黑板上日以继夜地运算，另外还有六十万民兵沿着两万公里的线缆铺展开来，用最原始的方式保护最遥远的航程。

《群星闪耀时》预告片片段

这些壮举的实现，既仰赖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组织与动员能力，更归功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：当个体被纳入共同的使命，便不再关心“我”能得到什么，而是下意识地追问“我们”还能做些什么。

赵吉虎站在二楼俯瞰那片热火朝天的计算场面时，身后墙上赫然写着：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。这句标语就精准地道出了那个时代里，社会运行的核心法则。

即便在星舟二号飞船里的三名宇航员身上，集体主义的底色依然清晰可辨。危机降临时，是曹洋率先走出舱门，奋不顾身地修复破损的通讯模块；曹洋失联后，刘晨义无反顾地出舱寻找，郑同舟也紧随其后。

在返回地球的航程里，当命运将生死抉择摆在刘晨和郑同舟面前时，郑同舟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刘晨，自己坠入了那片无垠的引力深渊。

吴磊饰赵吉虎《群星闪耀时》预告片截图

这种集体主义的力量，还体现在不同时空的互动上。影片通过虫洞，既完成了“现在”与“过去”的实时对话，还将不同时空的勾连，熔铸成集体主义的伟大胜利。

当郑同舟与20多岁的未婚父亲对话时，他不仅看到了“来时路”，更将血脉的延续进阶为一种深层的精神连接：前人未竟的思考、未说完的话、未解完的题，在六十五年后忽然被后人接住，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动力与方向。

而且，1970年那场不计成本、不问得失的“饱和式救援”，还具有更为纵深的隐喻意义。因为，它拯救的不是具体的同伴，而是一个被称作“未来”的时间概念；而让“未来”存续，也是对当下事业的一种肯定。

更重要的是，“未来”之所以能够绝境逢生，恰恰因为它的精神根系，早已深扎在“过去”。

电影中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前辈们。《群星闪耀时》幕后花絮

极具东方气韵的宇宙观

郑同舟在落入奇谲而瑰丽的引力场之前，曾凝望宇宙，并发出近乎呓语的慨叹：那漫天星辰，恰似无数已然远去的生命，在无边的黑暗中静静闪烁。

这是一种极具东方气韵的宇宙观。

当个体被抛入无限广袤的时空之中，地球不过一粒微尘，人类更是渺小得不值一提。这时，自我与世界的固有边界便开始松动、消融。那种“我是中心”的幻觉被击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而澄明的自觉：我不是主体，只是万物之一；我的存在微不足道，却也因此，我不再是孤立的。

影片反复强调，那些看似遥远、冰冷的星光，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光点，而是时间的呼吸、记忆的回响。影片由此跳出线性时间、三维空间的局限，开始在形而上的层面思考时间的扭曲，空间的折叠，进而完成了对生命存在的颠覆性认知。

郑同舟与刘晨对话时，他坦陈自己投身航天事业的初衷，并非出于宏大的使命感，而是觉得学校里那些研究都没有答案，只有到太空中，才能真正探究时间是否可逆，空间有几个维度。

当他在那个巨大的引力场中处于“不生不死”的静止状态时，他可能会逐渐意识到，当时间和空间不再被物理逻辑所束缚，当存在可以以无数种方式展开，那么“失去”或许只是一个错觉。

郑同舟留给女儿的那段影像，也是这一觉悟的回响。他鼓励女儿去追寻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，去尝试无限的挑战，也迎接无限的可能。他告诉女儿，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，过去与未来交织在一起，可能真的有所谓的永恒。

黄渤饰郑同舟

影片借助科幻的框架，将中国人对于生者与逝者之间那种绵长而隐秘的情感联结，转化成一个兼具思辨意味与诗意色彩的命题。

以往，这种对逝者的追忆往往依赖民俗与民间信仰展开，而在科幻的语境里，时空扭曲与维度穿越为它提供了一种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表达方式。

但问题在于，影片并未通过情节和场景让观众自然地体悟这些观念，而是过多依赖郑同舟的台词来反复阐释。当一个主题被一再直白地说出，原本应有的回味反而被稀释，观众感受到的更多是抽象与重复，触动就会减弱。

更进一步说，影片前半段着力凸显集体主义精神，在后期逐渐被一种对时空终极形态的感怀所取代。这种转向并非完全不可取，但由于缺乏足够具体的情节与人物行动的支撑，最终在落地上上显得不够扎实。

有瑕疵，但创意地回答了“中国式科幻何以可能”

在《群星闪耀时》的三位核心人物中，赵吉虎无疑是最具辨识度、也最令人过目难忘的一个。

他像一团跃动的火焰，带着1970年代特有的粗粝与赤诚、爽朗与率真。然而，影片在塑造赵吉虎时，多少还是落入了“符号化”的惯性，他所承载的，更多是那个时代集体面容上的明亮色调：热情、果决、义无反顾。至于那些更深处的困惑、犹疑、内心的刺痛，则被遮蔽。更重要的是，影片未曾为他提供一条完整的成长线索，其性格的来处和转向，多少都缺少交代。

影片在郑同舟与父辈关系的刻画上，其实也有值得商榷之处。如果父亲在郑同舟的童年记忆里，始终与孤独、困顿、沉重、憔悴紧密相连，且父子之间的陪伴与交流近乎稀缺，那么郑同舟成年后依然选择踏入同一片星空，便缺乏情感逻辑上的足够铺垫。

同样的悖论，也蔓延至郑同舟与女儿的关系中。他如父辈一般，将大部分岁月交付给航天事业，因而坚决反对女儿再走家族老路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女儿反而执意报考天体物理专业，仿佛在用自己的叛逆回应父亲的缺席。